任道远、罗耀宗和箫雅楠根据掌握的不动产登记记录，对国民党党通局拥有的那些房产进行了初步分析，排除了一部分房产会被潜伏特务利用的可能，剩下的也按可疑程度分为4类，然后他们分别把调查到的情况，向刑侦处侦查科、社会处对外工作科领导作了汇报。
这件事儿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党通局的前身中统，虽然后来在蒋介石那里“失宠”，后来的权力、势力、名号不如军统，但中统对组织的破坏力，并不弱于军统。
早年中统秘密逮捕了顾顺章，若不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及时传递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在上海的党组织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1942年，江西省委所属的四十四个县委、两百多个区委都被中统破坏，两千多名党员被捕，两千多名农村党员被管控。
本着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的原则，最后，上级决定，由侦查科、对外工作科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党通局曾经霸占的那些房产、以及现在住在里面的人，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调查，决不能让可能存在的任何一名潜伏特务漏网。
调查组成立后，任道远虽然也是其中成员，但由于他的“档案管理员”身份，调查组领导并没有安排他像罗耀宗、箫雅楠那样，参加一线调查、监视的任务，而是让他留在局里做“协调”工作。
潜伏特务都会有个公开的社会身份掩护自己，只要他不公然搞破坏活动、或是与台湾进行联络，从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他们有时还会把自己装扮成“革命积极分子”，所以，虽然调查组增加了很多人手，可有疑问的房产有那么多，住在里面的人也多，调查不可能很快取得进展。
任道远没有可以“协调”的工作，于是他向调查组领导申请调阅保密局的全部档案，当初整理保密局遗存档案、文件、资料的时候，档案室的同事是有分工的，恰好任道远整理的那部分档案中，有一份军统统计的党通局霸占的“逆产”清单，但他看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保密局档案，虽然他本人就是档案管理员，但是按照相关规定、条例，很多档案他是无权调阅的。
保密局遗留的档案中，有些资料就连身为联合调查组长的刑侦处处长也无法看到，那些密级很高的档案、保存在中央社会部，但市局档案室的保密局档案，他就可以决定任道远哪些能看、哪些不能看，他批准任道远可以调阅档案室里的全部保密局档案。
面对组织上如此信任，任道远开始日以继夜的翻阅那些档案，虽然保密局在逃走前、烧毁了很多档案、资料和文件，但北平和平解放对他们来说、还是很突然，虽然保密局总部档案室的档案、被销毁殆尽，可保密局一些科室、外面的机构，多数都没有来得及销毁，所以，这些文牍的数量是很大的。
档案室其他同事要给任道远帮忙，都被他婉拒了，因为任道远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在这些文件中寻找什么。
档案室的同事也理解任道远，因为那些档案在整理过程中，假如有什么疑点、他们早就向组织上汇报了，把“〩”字跟门牌号联系上，这还真不是细心和觉悟的问题，里面有不少偶然因素。
任道远钻在档案室里翻阅那些档案，一连好几天、没有任何收获，反倒是负责监视一处房产的同事，发现一户独门独院的人家挺可疑，女主人王湘婷是女子中学的副校长，男主人魏世忠曾经是花旗银行的职员。
对王湘婷、魏世忠的怀疑，主要是他们买下这个院子的时间节点，正好是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后，北平城的达官贵人纷纷出逃的时候。
虽然从缴纳的不动产契税金额看，确实房价不算高，但偏偏买的是党通局霸占的房产，那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到底他们真的是低价买的，还是党通局“分配”给他们的，因为他们之前、一直是住在银行提供的洋房公寓里的。
虽然王湘婷、魏世忠的收入都不算低，但国民党统治北京时期，物价狂飙，金元卷更是把老百姓几乎榨干了，他们应该不会有太多积蓄的，能一次性拿出几根小黄鱼来买下那处四合院，除非他们有其他收入来源。
这就需要通过随后的细致调查、才能做出结论。
虽然调查总体上没有实质进展，但党通局霸占的房产中，住的有可疑人物这一条、却是得到了证实，所以调查组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儿、继续投入对其他房子的调查工作。
随后的调查虽然也发现一些疑点，但根据组织原则，只要是没有确凿证据、那就不能立案，所以调查组还是没有正式改为侦破组、或是更高等级的专案组。
侦查员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潜伏特务不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大家都很有耐心。
任道远近一个月时间都泡在档案室里，虽然一直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他毫不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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