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各郡县无不望风而降，朝廷派来征讨的军马，也先后投到了李从珂麾下。兵至陕州，进逼洛阳，李从厚无兵无将，仓促出逃。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从珂假意不从。第二天，太后下诏废李从厚为鄂王，命李从珂为监国，又立李从珂为帝，他这才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
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每个士兵在进入洛阳后，可以得100缗钱作为奖赏，但到了洛阳后，向三司使王玫询问并清点府库情况，金钱和布帛加起来远远不够奖赏。李从珂很生气，王玫建议搜刮京城百姓的财产作为替代，执政官员建议，以房产为标准来筹措，不论士大夫还是平民，不论是自己居住还是租赁的，都先借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了。
过了十几天，百姓的财产被执行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搜刮，也只得到十几万。李从珂发怒，王玫等人都被抓进了军巡使的监狱，然后不分日夜地催促人们上缴租金，监狱都被抓来的人填满了，甚至逼得有人上吊、投井自杀的。到了这个时候，把所有库藏的旧东西以及各道贡献的物品，甚至于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什么的全部搜刮了出来，也才又凑出20万缗，仍不够奖赏。
后来，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建议减少士兵的奖赏获得同意，士兵们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说的就是闵帝李从厚仁慈软弱如菩萨，末帝李从珂严厉坚强如生铁，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一点后悔。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李从珂面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人因此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觐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使有一点浅见，慑于陛下的威势，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卢文纪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这些人一旦到了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他们一无所知，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就是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欲图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的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逐个考较检查他们的武艺，考问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就擢升他为高级将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就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徵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治国无能，即位后任用卢文纪等庸才为相，致使国事日益败坏。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李从珂与石敬瑭两人原本都是李嗣源手下骁将，皆以勇武着称，彼此存有竞争之心，李从珂即位后，对坐镇晋阳的石敬瑭愈发猜忌，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牵制并监视石敬瑭。李从珂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素有谋反之意，当然拒绝调任。
于是，石敬瑭叛变，同时他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明宗第四子），李从珂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同时派遣张敬达率兵数万进攻晋阳，并命各镇联合讨伐。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契丹主亲自率军五万增援石敬瑭，但因联军各怀鬼胎，致大败于团柏谷，死伤万余人。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大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此时，后唐兵力还很强，但李从珂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不敢领兵出战，坐等灭亡，各镇将领见状，纷纷投降石敬瑭。
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带着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李从珂死后无谥号及庙号，称之为末帝或废帝，传国玉玺亦在此时遗失不知所踪，石敬瑭命人收敛其遗骨，葬于徽陵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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