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这位日后将执掌朝政的宰相，其办事之干练，早已在朝野间传为佳话。面对这起涉及帽妖的离奇案件，他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断与智慧。
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吕夷简与周怀政发现，被举报的和尚天赏、道士耿概、张岗三人，的确非善类。他们在民间广收门徒，暗中传播邪教，蛊惑人心。在吕夷简和周怀政的严刑逼供下，这三人终于供出了一个名为张子元的“散人”，称他也参与了此事，并且专门召集了数百人，蓄意制造并散播关于帽妖的谣言。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起在开封城中闹得沸沸扬扬的帽妖流言案，终于有了眉目。最终，朝廷以“决杀头首六人，其余免死”的判决，为这起案件画上了一个句号。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吕夷简等人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这群虽十恶不赦的邪教分子，对帽妖案的前因后果却语焉不详，仿佛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秘密。
在侦办帽妖案的过程中，开封城内的民心却如同被狂风骤雨洗礼一般，持续动荡不安。百姓们从最初的恐惧，害怕被那传说中的帽妖所杀，逐渐转变成了对官府彻查此案的深深忧虑，生怕因无意间传播了帽妖的流言，而遭到官府的严厉制裁。
敏锐的谏官刘煜，感受到了民意的微妙转变和百姓们内心深处的惊恐。他深知，如果继续如此高压的彻查，不仅会激起更大的民愤，更可能让大宋王朝陷入一场难以预料的内乱。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向宋真宗建言，请求停止对帽妖案的进一步彻查。他言辞恳切，指出朝廷至今仍未收到任何关于帽妖吃人的真实命案报告，继续扩大事端只会让局势更加失控。
宋真宗听了刘煜的建言，心中也是五味杂陈。他明白，如果再继续坚持下去，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于是，他果断下令，“诏今日以前犯者，更不问罪”。
这一道圣旨，如同春风拂面，让开封城的百姓们稍微松了一口气。帽妖案的彻查就此告一段落，开封城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那隐藏在背后的真相，却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依旧让人心生疑窦，难以释怀。
尽管民间对于帽妖的恐慌已经逐渐平息，但宋真宗对于官僚层面的追责却并未因此罢休。他深知，帽妖事件并非简单的民间传言，其中必有官僚失察之责。
西京洛阳，作为帽妖传言的源头，其留守王嗣宗自然成了宋真宗追责的首要对象。王嗣宗原本深信谣言会不攻自破，却不料因此被发配至陕州，承受失察之罪的惩罚。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画上句号。当开封城中的帽妖流言逐渐消散，它却又如幽灵般窜至南京应天府。这帽妖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智慧，总能挑选出最为关键的地方作乱。北宋沿袭五代制度，天下分为四京，除了开封、洛阳外，另两个重要直辖市分别是位于北方前线的北京大名府，以及今日河南商丘所在地的南京应天府。
当时，应天府的“一把手”并非泛泛之辈，而是那位名震朝野的“连中三元”名相王曾。他智勇双全，深受宋真宗倚重。既然皇帝已经认定帽妖与上天示警无关，王曾自然可以放开手脚，大展拳脚。
帽妖谣言一起，王曾便果断下令：“令夜开里门，敢倡言者即捕之。”他深知，既然谁都没见过帽妖的真身，不如就大大方方地开门迎它，看看这所谓的妖物究竟是何方神圣。
同时，王曾还命令衙门组织起巡逻队，在夜晚的应天府城中严密巡逻。一旦遇到有人声称看到帽妖伤人、吃人的，巡逻队便立即上前逮捕，并让他们写下切结书，详细交待帽妖的作案经过。对于那些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人，王曾则以“造妖书妖言罪”论处，严惩不贷。
这“造妖书妖言”的罪名，在《宋刑统》中可是有着明文规定的：“诸造书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按照帽妖流言的传播级别，造谣者一旦被抓，便难逃一死。
王曾的举措实施了没几天，帽妖流言便如同被戳破的气球般迅速消散。史载，“民情遂安，妖讹乃止”。从此，那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帽妖流言，在应天府乃至整个大宋境内都绝迹了，百姓们的生活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宁。
自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宋真宗为了洗刷澶渊之盟所带来的屈辱，开始与其亲信密谋，精心炮制了一系列“现天书”、“献祥瑞”的离奇事件。在这些荒诞的仪式背后，他试图构建一个天下太平的假象，甚至不惜远赴泰山封禅，以彰显自己的神圣与权威。
当时，整个朝廷仿佛陷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君臣们如同被某种魔力所驱使，热衷于这种天书政治的迷思之中。他们对于祥瑞或灾异背后的人为动机，早已心知肚明，却仍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
在这场由皇帝主导的诡异游戏中，帽妖案很快被巧妙地平息下来，没有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这背后，自然离不开宋真宗这位操纵灵异事件的“老手”的精心策划与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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