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奏疏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借题发挥，上疏弹劾吕坤，指责他心机深沉，怀揣祸心。戴士衡更是翻出了吕坤早年的着作《闺范图说》，声称他以此书为媒介，暗中结交宫闱，企图讨好郑贵妃。
吕坤如遭雷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平白无故地背上这样的罪名。他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解释《闺范图说》只是他在万历十八年担任按察使时，为了宣扬女教而刻印的四册书籍。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绝不可能预见到这本书会被人改头换面，更不可能借此结纳宫闱。他恳请明神宗能够洞察真相，下令检查他所刻的《闺范》与郑承恩所刻的《闺范图说》，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整个事件牵涉到了郑贵妃，这使得明神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选择了装聋作哑，对吕坤的奏疏置若罔闻。紫禁城的深处，阴谋与权力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吕坤紧紧地束缚其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孤独，而真相似乎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未曾预料的是，平静的京城上空再次乌云密布，一位化名为“燕山朱东吉”的神秘人物特意为《闺范图说》撰写了一篇题为《忧危竑议》的跋文，这篇文字如同瘟疫一般在北京街头巷尾迅速蔓延开来。这个“朱东吉”之名，寓意指向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必将大吉大利。“忧危竑议”四个字背后藏着深意，它旨在扩展吕坤当年上奏的《忧危疏》所涉及的敏感话题，特别是那份奏疏并未提及立储一事。
《忧危竑议》采取了扣人心弦的问答体裁，通过对历代宫廷中嫡子与庶子废立之争的深度剖析，隐约指向了当时举国关注的“国本”问题。文中暗示，《闺范图说》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讲述其从宫女晋升至皇后的故事，吕坤这样做疑似谄媚于郑贵妃，而郑贵妃重新刊印这本书，实际上是为其子谋划太子之位的隐形布局。此外，文中还指摘吕坤在其《忧危疏》中列举国家种种隐患，却唯独回避了至关重要的立储议题，其用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同时，文中还罗织罪名，宣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成了朋党，一同依附于郑贵妃羽翼之下。
这篇匿名文章一经曝光，立刻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朝野上下炸开了锅。不明真相的民众纷纷将矛头指向《闺范图说》的原着作者吕坤，使得吕坤顿时陷入了惶恐与不安之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滔天巨浪，吕坤承受不住巨大压力，只能借口抱病，请求辞官归乡，以避这场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的风暴。
夜色沉沉，紫禁城的宫灯摇曳，映照着明神宗铁青的脸。一本名为《忧危竑议》的册子在他手中颤抖，内容刺痛了他的双眼，令他怒火中烧。然而，他深知，这事若闹大，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此刻也是坐立不安。他在《忧危竑议》中被人指名道姓，犹如被放在火上炙烤。他的心中疑云密布，开始怀疑这册子背后的黑手，莫非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
在此之前，樊玉衡曾公然上疏，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并直斥郑贵妃的不是。这一举动，无疑让郑家与樊玉衡的梁子结得更深。
明神宗虽恼，却不愿将事情扩大化。他亲自下旨，称《闺范》一书乃他赐予郑贵妃，书中内容与《女鉴》相仿，意在供郑贵妃日夜阅读。而后，他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二人经受严刑拷问，最终因“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被发配至广东的雷州和廉州。
吕坤，因已病退，得以幸免。自此，他闭门不出，专心着书讲学，二十年后，悄然离世，留下那本着名的《呻吟语》。
戴士衡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他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遥远的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曾有意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但樊玉衡却婉言谢绝，不愿再涉足这险恶的官场。
第一次“妖书案”如轻风拂过湖面，明神宗巧妙地掩盖了风波，政坛上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而那本神秘的《忧危竑议》，其真正的作者如同鬼魅般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无人知晓。
然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却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曲折离奇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仿佛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悬疑大戏。
在讲述这起案件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及那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明神宗对于立太子之事犹豫不决，他心中所想的，是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在封建皇朝中，嫡长制如同铁律一般不可动摇，太子之位必须属于皇后所生的嫡子，若无嫡子则立长子。而当时的皇后尚在，这使得明神宗的计划变得棘手起来。
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明神宗想出了一个办法——等待原配皇后去世，然后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一来，朱常洵的身份就会从“庶子”变为“嫡子”，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基于这样的打算，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一直拖到郑贵妃能够成为皇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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