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讲究朴素，物以致用是他们的起码价值观，所以他们对精神文明方面是有所忽略了的。“伎巧”本应指歌舞一类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某些特技（如杂技或“霸天举鼎”之类的出众之能）。伎，表演者。老子以此来概括他心目中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事物，包括艺术品创作。
老子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去弄这些，不过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弄些奢侈品（如玉佩）之类供赏玩的东西出来罢了，反而会助长“贵难得之物”的浮华风气。
诚然，老子不重视艺术甚至有点儿反对艺术创作，但他也看到了一点:社会过于热衷文艺，造成世风浮华也是不好的。就好比明星大腕们被捧上了天，民众出现追星狂潮，也终究算是不良影响吧？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也是个问题。
但胡寄窗说老子反对工艺技巧而视之为社会祸乱的原因，则是扩大化了。老子肯定不会反对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不然他何以会以“大器晚成”及“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之类的话来作论据说明一些道理？他只是想强调“圣人为腹不为目”而已。
其实，老子是支持民间艺术的！他在后面关于小国寡民的论述中，也有“乐其俗”的说法的嘛！他所反对的不过是代表着奢侈的奇技淫巧而已！
人无完人，老子有一定局限性也正常的。
至于“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如此。老子主张“行不言之教”而使社会自然安宁纯朴。他并不认为老百姓是靠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管乖的，他那时代也不可能具有依法治国的概念。在老子以及之前的古圣人或许都认为法律仅是用来协调人们的生活而已，并不指望靠法律来管理好社会。当然，若真达到“圣人之治”那样教化好了民众，的确再完备的法律也是虚设。但没达到那种程度，总得要有法可依来惩治奸恶之徒才行。
不过，老子此处只是想用“滋彰”来显示一下统治之无能而已。即不以正治国，就没有抓住治理社会的根本，民不聊生。再怎么强制严令，盗贼也会越来越多。这说的其实就如“逼上梁山”一个道理。
乱世用重典，许多统治者都这么做的。但他们想以此来掩盖自己无能改造乱世成为安宁和祥之世，往往只能适得其反！
而朱元章挺不错，他就双管齐下。大力发展民生之时又严惩贪官。但值得说明的是，他的重典，没有针对老百姓，故明初不像秦末与隋末。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翻译一下就是:所以圣人说:“我不去想我要建立啥子功绩，就那么顺其自然领导下人民，而这么样就使老百姓自觉归于教化了；我好静不喜搞出些扰民的事来，老百姓就自然地纯正了；我不扰民生事，民众自由自在地生存与发展，他们就自然而然过上了富足日子；我没贪欲，不与民争利，老百姓也就不争利，自然地变朴实了。”这是老子直接引用圣人之言来正面论证“以正治国”了。
圣人之言肯定是老子学习历史所得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无为而治的观念也并非老子所创立或提出的，而是圣人所说。故《道德经》可以认为是老子对“圣人之治”的深入阐述而已。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章老子讲行政要“有正”、有度，忌过犹不及。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这句说的是:（有道的人）行政显得有些平淡沉闷，没什么大事发生，好像任何时候都是那个样子，人民却淳朴忠实。（这其实指的圣人那种“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的行政方式）。（无道的人）行政苛严，似乎事无巨细都看管着的，但老百姓却十分失望（“缺缺”，缺失的样子。）。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是说:不好的事情却有福报倚存；（老子以此暗指“其政闷闷”，看起来不怎么好，却能取得“其民淳淳”的好效果。）看起来挺好的事，却潜伏着祸患。（暗指“其政察察”，看起来很不错，但潜伏着使民“缺缺”的弊端，最终可能会导致全盘崩溃。）这祸福相依的道理，哪个能够彻底看透（知其极）呢？
“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就是说心中无道（不守正），好事也会办成坏事（即“正复为奇”），善事也会变成扰民害民的恶事（即“善复为妖”）。老子说这种表面上为老百姓着想、为天下计却弄成祸国殃民的事的可能，就是因为统治者“心中无正”。
“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翻译一下就是:人们（这儿主要指那些“无正”的统治者）这方面的迷惑（指对“一厢情愿地好心办坏事”的迷惑）由来已久了。所以圣人们处事方正但又存异求同，能与大家融为一体（不割，即不割裂）；廉正有棱角（廉，本意指方形堂屋，有棱角）而不伤害人（刿，即刺伤）；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眼。老子在此以圣人的风范劝诫统治者行政不可极端，不要自以为是地想当然而为之，要心中守正，又兼顾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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