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边交流，一边期盼，一边寻找对策。
廖雨辉自夸式的展示，加上他在高原的日子，他的峨嵋派武功也是实实在在的在实战运用过，确实对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这就是廖雨辉的江湖策略，打退不如吓退。
但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是凭手脚功夫闯天下的时代，那些厉害的说法，也只是作为一个故事，娱乐一下气氛。
谁也不是吓大的。
魏风是在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山东汉子，在国有企业当过分公司党支部书记，下海创业多年，也是一个老江湖。
他听出了廖雨辉话中的话，但他还没有想得那么复杂。
他也很直率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祖籍山东烟台人，父母都是进藏的解放军，后来就留在了青海，驻守昆仑。”
“那是兵二代，也是高原二代？”云中天笑道。
“也可以这样说，当时进驻格尔木的部队官兵基本上都被留了下来。像我们这样的兵二代在格尔木有一大批。”魏风笑道。
“那时的格尔木怎样？”廖雨辉问。
“我是在格尔木市出生长大的，那时的格尔木完全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冬天冰封高原，平均气温零下30多度，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度，整个城市没有一丝绿色与生机，人们都隐藏在低矮的住房和工厂里，吃着从远方运来的面粉、萝卜、白菜；夏天短暂，昼夜温差大。大风起时，黄沙漫漫，生活条件极差。”
“在这青藏高原的深处，生活真是不容易。”云中天道。
“记得当时格尔木军用机场开通时，有一架军机降落后，我们一群读小学的同学就围了上去。从飞机上下来的一位叔叔跟我们一人给了一粒糖果，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打开糖果纸，用舌头舔一下后，马上又包了起来。晚上半夜醒来也打开看一下，闻一下，一粒糖果，三天才吃完。糖果纸作为书笺，一直放到小学毕业。”
“小时候生活还很好玩嘛。”云中天笑道。
“是的，儿时的生活是美好的。”
魏风把这些年格尔木的发展和人生历程也简述了一遍。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格尔木市发展得很快，特别是有了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后。
他高中没毕业就招工进了一家大型国企，工作是当时大家特别向往的汽车司机。
那时他开着高大的解放牌汽车，人显得特别精神，别人也对他格外好。
虽然那里的解放牌汽车方向盘很重，因为缺氧，汽车动力不足，开起来特别吃力，但他感觉比现在的大货车好多了。汽车开到哪里，人的眼光也就跟到哪里。
后来他发现还有比开车更好的职业，于是，在开了十多年车后，就到企业管理层工作，职位直到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后来大家都下海经商，他也跃跃欲试。他的江湖习性使他以离开国有企业为荣。
下海后他才发现外面的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不仅辛苦，而且很难挣到钱。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最后也全亏了。
为了生存，他开始跟社会上的人学搞资本运作。凭着在闭塞高原上的那点技能与信息，当然被别人骗得血本无归。
更是有一次，一位香港客商说只要他们给一百万手续费，就可以转存1个亿到他们指定的银行里，用于项目开发。
他们带那位客商到青海的中国银行办理，并办好转账1亿手续，而且看到一亿元转账款已经存入了银行后，他们就按约定交割100万元手续费给那位港商。
大家正要分手时，突然他的朋友接到内线电话，说那是个骗局。
原来转存在青海银行的款，从香港的渣打银行转过来，有三天的时间差。金融骗子就利用这个时间差，冻结他们在香港渣打银行的汇款。
“真是佛祖保佑，我们及时抓住了那位香港‘银行家’，马上把他捆绑起来。真是自不量力，还想到高原来骗我们。我们把那人打了个半死，不仅追回那100万手续费，而且赔偿了我们10万元。”
魏风说到这里，特地斜着眼瞟了一眼廖雨辉，然后继续说道：
“现在做生意，都充满了欺诈、仇杀、冒险。我做过的有些生意，你们可能听都没听过。”
“什么生意？这么神秘。”
“做铀生意，你们没听说过吧？廖总说的跟黑社会打交道，那在我面前不值一谈，简直是小儿科。我们是跟恐怖分子打交道。”
“为什么冒这么大风险？”云中天不解。
“从国有企业出来后，生意一直不成功，没脸见人，就决定冒险搏一下。以前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如果能搞到铀，在国外能卖很多钱。”
“结果怎样？”廖雨辉迫不及待。
“于是，我就到处找铀，找了几年，去过青海的原子城，去过新疆、甘肃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去过很多曾经是军工基地老厂房所在地，但都没有找到。后来有一个人在昆仑山腹地柴达木盆地里找到了这东西，那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勘探石油时遗弃在荒凉大漠里的，上面还有当时高危物品的标志。我出10万元买他的，他就是不卖，无论如何要50万元以上。我找了一个朋友，一起去谈，最后35万元敲定。按照当时的价格，如果卖给外国人，至少100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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