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庆祝活动，丝毫不比瑞典的弱。
瑞典人搞了声势浩大的晚宴，国内的宴会规模更大；瑞典人为每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演奏本国的交响乐，国内的几家乐团为了冠名诺贝尔险些打破头；瑞典国王为每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预留了5分钟的聊天时间，杨锐则是得到了一个下午的奏对时间。
正如杨锐所预料的那样，谈话的主旨，就是为杨锐选定一个新项目。
诺贝尔奖带来的国际声望，毫不意外的将杨锐塑造成了中国科学界的标杆人物。
说起来，这也是很令人心酸的故事。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每年都有诺贝尔奖拿，第三世界国家却总是需要天才人物，或者难得的机会，才能拿到诺贝尔奖。
当年为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国组成了庞大的科研团队，并且也进行了不落人后的公关，据说连周总理都出面了，终究还是没能拿下来。
至于袁隆平等老一辈的学者，限于国内的条件，也始终是应用重于学术，虽然在国内很有声望，却是做不成国家名片。
而一个国家，是需要名片的。
邮政部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为杨锐发行一套新邮票的问题了。
唯一令人感到忧虑的，则是杨锐后续的研究工作。
不像是“终身成就”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锐虽然积累了很久，可就时间上来说，也就是几年的时间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并不足以令投资人感到安心，无论是私人投资人，还是“机构”投资人。
比起“着名科学家”来说，国家名片受到损失，是更加不可接受之事。
例如韩国曾经的“国民科学家”黄禹锡，日本的美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苏联的李森科，带来的已不仅仅是丢脸了。
杨锐的年轻，很自然的带来了相应的忧虑。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让杨锐参与人体基因组计划，反而是件好事。
如果是科学院的管理时代的话，杨锐说不定就真的要被派遣去参加人体基因组计划了。
倒不是说人体基因组计划有什么不好，杨锐始终都在表达对该计划的支持。但是，参与计划和主持计划可是两个概念。
人体基因组计划是真正的国际化的科研计划，想要在该计划中崭露头角对杨锐来说很容易，他也已经做到了，但是，要想主持计划的话，很多时候还要看你带来了多少资金。
达尔贝科就曾为了经费而往返日本，英国人桑格仗着两个诺奖和英国政府的全面支持，愣是划江而治做了人体基因组诸侯，如果杨锐只是带个人去参加该计划的话，最多就是在整个路线中，分一个实验室的项目，别说起到什么关键作用，能有千分之一的工作量，都算达尔贝科给面子。
杨锐辛辛苦苦的争取诺奖，可不是去做高级实验狗的。
先做“克隆羊”，是杨锐仔细思量过的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项目。
他的规模和学术价值自然是不能和人体基因组计划相比，但是，影响力却是丝毫都不逊色于其。
没有听说过克隆羊多莉的人也是不多了，不知道克隆的就更少了，由此衍生的影视作品，足以让最稀烂愚蠢的白痴知道这两个词，至于他们理解的是否正确，那就是另一件事了。
获得诺奖以后的第一个大项目，就像是要打响的第一枪一样，理应干净利落。
87年的人体基因组计划可还处于筹款和前期准备状态中呢，按照历史，要等到90年的时候，才算是正式启动。
杨锐可不想陷入到漫漫无期的泥淖中，埋首20年，然后等40岁的时候被人称赞一声工匠精神。
真把生物学家当细胞装配工用了吗？
“克隆项目是我认为最适合中国科学界的大项目。华锐和离子通道实验室都曾经组建过的克隆组，做了牛胚胎移植的海淀遗传工程实验室，所做的各个项目，都可以看做是克隆羊的前置项目……”杨锐坐在乔公面前，语气舒缓，姿态稳重。
“所以说，克隆项目，就是你在瑞典提出的大项目？”朱院士坐在旁边，算是乔公的学术翻译官。
杨锐点头，道：“要做克隆，‘胚胎移植’是必须攻克更可以看做是必须要完成的前置项目，因为克隆羊本身就是将更换了细胞核的胚胎，移植到另一只的体内去的。我们拥有世界上，胚胎移植成功率最高的团队，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努力练习、研究并投入巨资才得到的。这份优势，比世界顶级的实验室，也就快出两年左右的时间，也是少数我们国内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域，很适合进一步的开发。”
克隆羊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最低的部分在于细胞核的替换，而没有人希望将好容易通过筛选的胚胎，在移植期间损失掉。
可以说，杨锐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不仅没有被世界级的遗传工程实验室拉开距离，反而是拉近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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