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故事就此结束，那它仅仅是一个清官明断的简单故事。但马录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他深知，正义不应仅止步于一两个人的清白，更应彻底荡涤世间的浑浊。因此，他决心将这场“正义”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直至将朝堂上的一切奸佞烧尽。
嘉靖皇帝的心情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压抑而沉重。自他登上皇位以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群体就像一群喋喋不休的乌鸦，时刻在他耳边提醒他要守规矩。然而，身为天子，他又怎能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人的掣肘？
嘉靖帝对于权力的掌控有着天生的敏锐和天赋，他像一头狡猾的猎豹，时刻准备扑向那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人。左顺门的鲜血事件，便是他给这群士大夫上的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君是主，臣是仆，该闭嘴时就闭嘴。
“大礼议”一事后，嘉靖帝对文官们的信任几乎消磨殆尽。为了平衡朝堂势力，他开始大力提拔那些身份尊贵的人，郭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郭勋的崛起却引起了言官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弹劾郭勋，罪名五花八门，从侵占军田到给亲戚走后门，再到剥削士兵，无一不指向他的贪婪和腐败。
在嘉靖帝的眼中，郭勋却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相信郭勋的忠诚和能力，对于言官们的弹劾，他总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当马录鼓起勇气弹劾郭勋时，嘉靖帝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案子交给巡抚去办吧。”言下之意，他并不打算深究郭勋的罪责。
张寅案再审结果出来后，嘉靖帝虽然认可了马录的判案，但对郭勋的处罚却只是口头指责了一下。这种明显的偏袒和庇护，让朝中的言官们感到愤慨和无奈。他们知道，想要真正揭露郭勋的罪行，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而这场关于权力、正义和真相的较量，也注定会愈发激烈和复杂。
言官们对于皇帝的偏袒深感愤慨，一场名为“正义”的追击风暴正悄然爆发。这些身负监察之责的官员们，纷纷挺身而出，上疏弹劾郭勋，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其中，更有两份奏疏是二十多位官员联名上书，他们言辞犀利，直指郭勋与反贼勾结的罪行，声称此人罪无可赦，皇帝不应再包庇纵容。
然而，就在言官们声势如虹之际，皇帝的心腹张璁和桂萼却道出了另一番话。他们暗示言官们内外勾结，借端陷害郭勋，其目的更是为了逐步打压那些曾参与“大礼议”的官员。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嘉靖皇帝的心头。
嘉靖皇帝回想起那段令他头疼不已的“大礼议”时光，文官们集体哭谏的场景历历在目。他心中的愤怒如同火山般喷薄而出，这些人，究竟为何要置郭勋于死地？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正义”吗？不，嘉靖皇帝看出了言官们的真实目的——他们是在向皇权发起挑战，试图用一种名为“公理”的力量来驯服他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对于李福达一案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心中或许已有了翻案的念头，毕竟，对于他而言，维护皇权的尊严和权威，远比追求一个所谓的真相要重要得多。
皇帝闻讯后，立刻下令锦衣卫火速赶往山西，全面接管这桩棘手的案件。他深知此案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于是特意指派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联合锦衣卫，共同进行会审。这场会审历经六次，每一次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前五次会审，均由刑部尚书颜颐寿亲自坐镇。他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案卷和形形色色的证人，心中却是五味杂陈。参与审判的官员人数不断增加，从九卿到五府，从科道到各部，似乎都在向世人展示着朝廷对此案的重视和公正。然而，在这看似公正的审判背后，主审官员们却不得不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他们如同在皇权与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挣扎。
第一次会审，场面虽然庄重，但结果却有些敷衍。双方证词被简单地重复了一遍，并未发现新的证据，原判得以维持。嘉靖皇帝得知后，大为不满，敦促会审官员们“勿得徇情回护”，务必查清真相。
第二次会审，局势骤然紧张。一个重要证人突然翻供，原本坚称张寅就是李福达的李福达妻弟杜文住，此时却改口称自己与李福达并无亲缘关系。他声称自己的姐夫也叫李福达，但身材矮小，脸上有麻子。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颜颐寿措手不及，他不敢也不想轻易给出结论，只能将供词一一列举，含糊其辞地处理。嘉靖皇帝看到这样的结果，怒火中烧，再次斥责主审官员徇私舞弊，甚至扬言要亲自审讯犯人。经过一番劝说，皇帝才勉强压下了怒火，但他明确要求，下一次会审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三次会审，颜颐寿再次审视了双方的证词，他发现原告的证词中确实存在诸多疑点。然而，指证张寅为李福达的证据链却依然看似完整。在皇帝一次又一次的催促和斥责下，颜颐寿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赞同原判。然而，嘉靖皇帝并未就此罢休，他再次告诫颜颐寿：“不许仍前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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