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次又一次地驳回官员们的审判结果，他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要翻案。这场看似公正的会审，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皇帝与朝臣们之间的一场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谁将成为最后的胜者？真相又将如何浮出水面？一切都充满了悬念和未知。
颜颐寿此刻已身处绝境：倘若他坚持原判，势必将激怒皇帝，引来无尽的麻烦；然而，若他贸然改判，又该如何推翻之前铁证如山的证词？更重要的是，一旦改判，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官员们也将难逃厄运。面对这样的困境，颜颐寿只能寻求一个折中的方案。他一方面坚持认为张寅即是李五和李福达，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无法证实张寅参与谋反的罪行。
为了挽回些许局面，颜颐寿毅然呈上了一篇悲壮的奏疏，详尽地叙述了从马录审案至第四次会审的整个过程。他坚信，若此案为诬告，那整个文官系统都将陷入腐败的泥潭，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皇帝已然听不进任何解释，愤怒地斥责审案官员们“朋谋捏诬，泛言奏饰”，命令他们“戴罪办事，待再问明白，一总发落”。
第五次会审时，官员们若仍看不清形势，那真可谓愚蠢至极。一些证人在这关键时刻“适时”地改变了口供，马录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失职。审案人员最终推翻了之前的结论，认定薛良为诬告。
事情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真相却已变得面目全非。
倘若张寅真的是那传说中的李福达，那么因为岁月的洗礼，出现相互矛盾的证词无疑是极其寻常之事；但若张寅与李福达并非同一人，哪怕是一丁点的疑点被轻易忽视，都有可能酿成一桩无法挽回的冤案。从案件本身深入剖析，张寅、李五、李福达这三个身份，看似紧密相连，指向同一人，然而，这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实则如同被迷雾笼罩，难以通顺连贯。
而那些证人的证词，是否能作为案件的核心证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更何况，这些证词是否被如实、忠实地记录下来，更是无从得知。这些不确定因素，无疑给案件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迷雾。
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们来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在他们眼中，或许更重要的是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非真相本身。
第六次会审，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朝廷。这次会审的焦点，竟然不再是张寅与李福达一案，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案子。
皇帝一声令下，主审官员全面更换，礼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署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署掌大理寺印信。这三人自“大礼议”以来便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是嘉靖皇帝最为信任的心腹重臣。他们此次被委以重任，任务只有一个：将那些不听话的朝臣一网打尽，定其罪名。
一夜之间，仿佛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原本坐在审判席上，威风凛凛的官员们，此刻却尽皆沦为阶下囚，身陷囹圄。而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主要证人，此刻也纷纷翻案，改变了之前的证词。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马录家中竟然搜出了不少书信，那些原本赞美他敢于“锄奸”的文字，如今却被当作了官员勾结的铁证。
曾经追求正义的言官们，此刻却被打成了挟私报复的小人，名誉扫地。朝廷上下一片哗然，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措手不及。
随后，皇帝一声令下，桂萼等人被赋予了审理此案的重任，并特别指示他们“用刑推究”。手握尚方宝剑的他们，自然不会有任何手软。颜颐寿素日里对张璁、桂萼等人心存不屑，这次他们便借机报仇，对颜颐寿施加了残酷的夹手指酷刑。在酷刑的折磨下，桂萼等人还面带笑容，戏谑地问道：“颜尚书，今日你可服否？”颜颐寿无法忍受这无尽的痛苦，只能连连磕头，哀求道：“爷，饶了我吧！”
当时，京师中流传着一首《十可笑》的歌谣，其中一则便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书叫。”这歌谣既是对颜颐寿的嘲讽，也是对桂萼等人滥用酷刑的揭露。
在这场审判中，诱供、逼供、屈打成招的行为屡见不鲜。也正因为如此，所有被审官员都无奈地认罪，所有重要证人也纷纷翻供。皇帝想要的真相，很快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薛良被定罪为诬告张寅，将在秋后被处斩；马录、颜颐寿等审案官员则因故意“入人死罪”，被判徒刑四年；而那些曾经义正言辞的言官们，也因犯下诬告之罪，同样被判徒刑四年。
嘉靖皇帝在审阅完审判结果后，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份名单上，竟有不少人曾在“大礼议”中公然挑战他的权威，甚至有人还参与了左顺门的哭谏，真是胆大包天。如此一来，朝堂上那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能减少不少，他总算能清静一阵子了。
嘉靖皇帝却对马录的处罚感到十分不满。在他看来，马录在这场文官集团挑衅皇权的战争中，俨然成了吹响冲锋号的人物，必须严惩不贷。他回想起当初那个顽固不化的杨廷和，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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